也许到今天，羌族都快要面临消失的时刻，很多人都以为羌族还只是少数中的少数民族。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和现在的羌族一样，出自同一个民族，那就是古羌，那是华夏民族的根源。

古羌族的传统文化被现今羌族保留羌族族称和正统继承，而包括汉族在内的诸多民族都是古羌族大家庭内部分化出来的同胞兄弟。其实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皆为兄弟民族，均出自古羌。这些后来的族群被历史学者统一命名为“氐羌系民族”。

在上古时期，有一个姜族，姜族是羌族的一支，或许因为语音的误差而化“羌”为“姜”，或许是母系氏族的母权影响，羊下之“人”，化作了羊下之“女”。华夏的先祖炎帝以“姜”为姓，而炎帝恰恰是古羌族支系氏族部落的首领。以炎帝、黄帝为首的原居于陕、甘、青一带的古羌戎部族的一支，在东进中原的过程中，与东夷等部族融合，成为汉族的前身——华夏族。

也就是说，我们当今大多数人流的都是正统的羌族血液，只是我们分家自立门户了。

我们来梳理下古羌一步步被弱化的历史脉络。

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说文•羊部》有“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

最为被今羌人津津乐道的是大禹的丰功伟绩。

约公元前2100年，善于治水的古羌后裔，华夏族人大禹继任部落联盟总首领。史记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大禹为了天下子民的安生，告别家乡的大山（也就是今天的北川），开始了漫漫治水之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统一天下后，有“秦之为戎，固不自疑”的说法，认为秦始皇为“戎”（羌）人，实际则不是。但在今天，羌族聚居地茂县松坪沟都还有其祖始于秦始皇的说法。史记等史料记载，秦始皇晚年迷信，听信了方士所谓的“亡秦者胡也”。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古羌（戎）的命运第一次遭受弱化。

到了汉代，古羌已经很被弱化了。这个时候被被称作“羌”的人群，已经是很小的一部分了，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河湟地区，以及四川西北与西部的青藏高原边缘。也就是羌塘高原一带。羌塘高原是青藏高原的组成部分，“羌塘”系藏语“北方高平地”之意。范围约指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北，昆仑山脉以南，东到唐古拉山一线，西止于国境线。

这期间，四川羌族建有牦牛、青衣羌国，地辖今西昌、甘孜、雅安、乐山一带，国都在宝兴县灵关镇。

在青海河湟地区，根据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儿有宕昌羌、邓至羌、白兰羌等等。也就从这时开始直到宋元时期，北方或东北的游牧人群如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与蒙古人，以及西南方的吐蕃，先后进入这地区，建立了政权。这个时候，“羌”正式成为“五胡”之一了，史称“五胡十六国”。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实际上是由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北方少数民族，西南巴氐族，汉族共同建立的十六个政权。其中，前秦、后凉为氐族所建，后秦为羌人所建。
到了唐代，就可以看出现在羌族的清晰脉络了。

四川北部到西藏东部的许多族群，在唐代也都被称为羌。其中哥邻，白狗，逋租、南水等羌，在文献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四种羌人住在成都平原之西的岷江上游一带山中。这儿，在唐代被称做西山。所以用“西山诸羌”来称所有西南的羌人。但“西山诸羌”中的弱水、董悉、清远、咄霸等部，以及其它羌人，都分布在西藏东部的雅砻江、澜沧江与怒江一带。

宋代以后文献中还偶尔称川西、藏东的土著人群为“羌”，但更普遍的称法是“番”与“夷”，如嘉良夷、草坡番、青片番、黑虎番等等，同一族群有时称羌，有时称番、夷。这些地名如今也是现代羌族的聚居地，地名几千年未曾改变。

民国后，接近西藏的各族群因宗教上的藏化而被称作藏族。于是，只有岷江上游从前“西山诸羌”范围内的部分人群被称为“羌族”。最后，在五十年代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中，“羌族”这个人群范围被官方进一步的修正与确认。

绵延三千余年，关于“羌”的丰富历史记忆，在又一次人类的浩劫中又重新浮出水面。可是这个时候，谁还知道“羌”其实跟我们每一个都有必然的联系呢？

链接：古羌的种类
有姜氏戎、先零羌、烧当羌、钟羌（钟存羌）、勒姐羌、卑喃羌、当煎羌、罕羌、且冻羌、虔人羌、牢姐羌、封养羌、乡姐羌、烧何羌、巩唐羌、全无种羌、黑水羌、卑禾羌、塞外羌、保塞羌、河曲羌、发羌、婼羌、西夜、蒲犁诸羌、阿钩羌、牦牛羌、参狼羌、青衣羌、白马羌、白兰羌、可兰羌、宕昌羌、邓至羌、汶山羌、党项羌、白狗羌、哥邻羌、悉董羌、咄霸羌、保霸羌、白草羌、黑虎羌、罗打鼓羌、杨羌、草坡羌、青片羌、四邻羌、临涂羌、涉题羌、左封羌、紫祖羌、林台羌、向人羌、葛延羌、维（威）州羌、蚕陵羌（昔卫羌）等百余种羌支。

3000年前的曾经那个骁勇善战的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曾是五胡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越来越弱小，仅剩的一支躲避到了穷乡僻壤的川西北边远山区里，但是上天似乎还不想放过这个本已经弱小得已经禁不起任何风雨的民族。5.12四川大地震，作为少数中的少数民族，羌族主要聚集区无一幸免，汶川、茂县、理县、北川……羌族全部聚居地都是重灾区！被奉为神明的羌族骄傲——大禹的故乡北川此次更是遭到彻底毁灭！

羌笛呜咽。我们不禁要问，善良的羌族儿女何罪之有，为何偏偏天要亡我羌族？那些在地震中悲哭的羌家儿女，那些在地震中飘摇的羌族文化，如今又能剩下多少？天下之大，竟无处可以安放一个与世无争弱小民族的家？

对于那些常去川西北旅游的人来说，那一片曾是天堂，秀丽而宁静。5.12大地震之后，山河巨变。

地震的前一天，我们几个朋友和北川县小寨子沟西窝羌寨的寨主王哥还一起在成都吃饭，其间主要谈到怎样更才能好的把西窝羌寨的旅游做起来。这之前，我们几个朋友以采访、登山、徒步等多种方式，好几次到过那里。我开玩笑说，去羌寨比我回老家的次数都还多。

这两年，小寨子沟的旅游因为有独特的羌族文化和自然风景，正吸引着无数慕名远到的游客。5月11日那晚，我们和王哥都坚信，西窝羌寨的未来前景一定很美好。王哥还说，12日一早，他跟旅行社联系的一车客人又要进去，他还得留两天，想抽空跟各个大点的旅行社都联系一下。“因为夏天到了，去那里避暑的人多了起来，旺季到了。”他还说，准备把前两年挣的钱全都拿来投到羌寨特色客房的建设上。

一切都可预料到的美好前景，在我们刚刚憧憬完之后不到12小时就毁于一旦。

5月12日晚上到13日早上，当得知北川的惨况之后，我怎么也打不通王哥的电话，我知道他人在成都不会有事，但是，寨子怎样了？寨子里上百名游客怎样了？他的亲人朋友怎样了？

5月13日下午，我意外的接到了王哥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到了安县了，但是路全毁了，他回不去了，他说让我想想办法跟媒体联系下，能不能通过直升机把那些游客先接出来。之后他说，沟里还很好，因为都是木结构房子，人员基本安全。后来才知道，除了空中航线，小寨子沟完全成了孤岛。地震后形成的唐家山堰塞湖把那里唯一进出的公路淹没在了湖底，连同那些人家和生灵。有村民帽结队冒死翻越几座几千米的大山，踩出了一条逃生路到擂鼓镇，但是大部分人员出不来，救援物资进不去。

这是地震后的西窝羌寨，我们来看看地震前这里是什么样子：

西窝羌寨是小寨子沟保护区内风景最好，羌族风情保存最原始的地方。距北川县城93公里，距绵阳150余公里，是目前亚洲自然生态保存得最完好的地区，也是全球同纬度自然生态保存最好的地区，景区内有熊猫、金丝猴、羚羊等一、二级保护动物51种，被林业专家誉为罕见的物种基因库。

保护区内生态旅游资源极为丰富，有多姿多彩的生态景观、绮丽迷人的曲溪梯瀑、奇趣怪异的森林植物、野趣盎然的鸟鸣猴跃、雄峻奇特的峰石景观、变化万千的气象景观，古树名木和珍奇花卉与区内自然环境贴切和谐，形成了“春看杜鹃，夏看水，秋看红叶，冬看雪”景观特点，成为生态旅游的绝好胜地。

这里还是羌民族聚居区，地道的羌歌羌舞，纯正的羌族咂酒，奇异的羌民婚俗无不让你领略到古朴原始的民族风情。

关于这份情感，我可能还会叙述很多。这只是从我的了解中节选的一个片面。如今的西窝羌寨虽然从灾难中顽强的挺过来了，但面临的具体情况依然严峻，交通不便，他们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依靠自救来继续生存。作为离任何一座县城都很偏远孤岛，他们将不得不面对长期与世隔绝的生活。曾经，发现西窝羌寨的人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这一次，他们真的处在世外了，但桃源将永远是他们的梦想。

原载 观察家 杂志

引用王石的话说，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捐款救灾是常态。他没提及救灾体制的常态。中国确实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在自然面前，我们无法用“胜利”两个字，只能是迂回和防范，如果事先不作为，就只能是疲于奔命、于事无补的救援。还是大禹做得好，疏比堵好。但是大禹的老家这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禹的那个民族在这次地震中支离破碎。

灾难是常态，但是我们的救援机制却只能现摸索，于是有媒体把这次众多民间志愿者的救援行为树立成一个样本，正因为这样的民间样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人类在应对自然灾害时共有的态度。

样本的作用，就是会复制出更多的样本，直至健全一个体系。只是这样的样本，会在我们这个“灾难是常态”的国度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并发扬，光有态度是不够的，光有力量也是不够的，力量的整合与合理的分布是个难题。否则，样本可能一直都停留在样本。

大地震引发的大公民意识

没有人动员，没有人号召，陈光标率领由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救灾队伍，千里驰援四川灾区，几乎与部队同时到达；10位来自山东日照的农民组成的“山东莒县农民救灾志愿者”，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带着铁锨和100斤煎饼在第一时间到达重灾区；成都的出租车师傅在“5.12”当天星夜赶往都江堰，分文不取的运送伤员；通往重灾区的各条道路上，涌满了帖子“抗震救灾”的私家车；各个QQ群里不断跳动的是灾区的最新信息和物资需求；全国各地的献血站排满了长队，血库满得不能再满；还有各地的人们不断赶赴一线……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四川，带着“做些什么”这个简单急迫的愿望。

他们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论职位，在这一刻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志愿者。在那些倒塌的房屋面前，我没时间哭，在那些神经已经麻木的受灾群众面前，我没时间哭，但在这些可爱的志愿者的故事里，突然被感动得哭了。

仅据官方信息：截至5月19日，通过共青团系统报名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达到106万。据粗略估算，成都市民约占10万。其余更多来自川外。除去各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组派的大量“成建制”志愿者团队和由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约占40%，其余便是个人志愿者。而据我了解，没有通过官方组织，自发前往一线的志愿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有的直接前往最危险的一线，有的分布在安置点、医院里，除了前期的废墟救援和运送物资外，后期主要承担着医务护理、群众服务和心理抚慰等工作。各种车友会、登山俱乐部更是一马当先，率先尝试着深入一些处于盲点孤岛的灾区，反馈需求信息，募集物资并组织运送，成为救援中最好的补充。

这是一次民间力量的集中爆发。数年来仅是高校沉默发酵的志愿者文化，在中国人传统中的守望相助和舶来的“义工”精神在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中瞬间融汇在了一起，随着这次志愿救援行动，获得了一个集中释放的机会。

这是中国未曾出现过的民间大爱。他们出钱出力、献血流泪，戮力同心。这次灾难是我们十指连心的痛，痛的是每一个同胞，然后激发了久违了的人间温情。有人说，这场灾难，让中国的80后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是的，这个浩浩荡荡的志愿者群体里，80后成为了绝对的中坚，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们找到理想的最高升华。

这也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的觉醒还不仅仅停留于在救灾过程表面，对于救灾物资与款项的监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监管不到的地方，填补了政府救助不力的死角，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难所带来的进一步危害，避免人为产生的负面作用。

***在1945年对黄炎培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灾难让人顿悟，灾难让人觉醒。有了“人人起来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大家对政府及官方机构救灾活动的监督，则是“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具体体现。

比如网友曝光成都市区惊现救灾专用帐篷和监督公务员如警察；德阳民众曝光当地有公务员将救灾物资拿给自己家人变卖；帮助都江堰聚源小学和绵竹五福二小的家长请求官方彻查校舍倒塌原因；还有集体要求在灾区殴打志愿者的公务员道歉等等……公民意识的觉醒，同时就意味着民间自发的监督力量与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更加强烈。同时，我们也看到，众多的志愿者甚至宁愿费很多周章，亲自把物资发送到受灾群众手里，或者委托给信得过的NGO（非政府组织），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做更有意义，就是想使救灾物资最大限度，高效准确地发放到民众手中，少去了中间环节，而且很放心。

一次民间大救援的参考样本

关于各种各样的救援故事我能列举很多，但是现在我只想从相对专业一点角度去树立一个真正的救援样本。比如，陈光标的工程车和机械救援队，比如，很多就近的大型机械能否在短时间内成为一支支迅速集结的救援队？

有一批特殊的志愿者，他们是资深的驴子和户外运动爱好者，在这次5.12大地震中，他们利用自身的这些优势第一时间冲向了救灾的最前线。

5月13日下午，一个山友QQ群比平时忙碌了几倍，北京的一山友迅速筹集了几万元现金和装备，很多一定野外生存能力和登山经验的山友马上前往某户外俱乐部集合，还有不少是从外地赶来，然后立即前往重灾区。几乎同一时间，四川省登山协会也召集了在成都的会员，组建山地救援队前往震中映秀。还有一直一支半官方队伍，即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山岳救援队。这支救援队2003年在北京市登山协会的组织下成立，队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平时各司本职，定期培训，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紧急集结。

为什么说这些救援队要相对专业一点？因为除了野外经验极其丰富和精良专业的户外装备外，很多人都跑遍了当地的山山水水，同时还掌握着一定的急救技能。在特殊环境下，能起到重要的作用。比如有山友告诉我，这次他们又接到命令前往映秀的高山上搜救失事的直升机，在近80度的陡坡上，他们的溜索、下降等登山技巧便派上了用场。

四川省登山协会的山地救援队是虽然隶属于省体育局，但是救援队却是没有编制没有资金的，队员都是民间自发组成的，他们原本只是针对山友在登山过程中遇到意外而组织救援。这次地震发生后，他们马上想到了自身的优势，迅速召集了一些各方面有经验的户外老手，他们中有专业的山地救援精英，攀岩高手，冲锋舟爱好者，甚至还有动力伞运动员，大部分人的特长都在一线发挥了出来。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平时各司本职，定期培训，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紧急集结。短暂分工后，6名志愿者在队长陈凯的带领下前往旋口和映秀实施救援，本来，他们的任务只是去营救9名失踪的“山友”，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6个人居然在没有任何部队的帮助下带了183个中学生、52个教师和300多个其他受灾群众走到了安全地带。同时救援队还有另有4名志愿者前往银厂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为前一天进入灾区的部队做山地向导，支援补给。

另一支国字号的半官方救援队也很抢眼：5月14日，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的山岳救援队首批18名志愿者从北京出发。18个人在抵达四川当晚就下到彭州，到达龙门口镇，15日早晨进山搜索，这条线路往返46公里，海拔从900多米爬升到2300多米。救援队一路搜救到23人，其中1人在救出后死亡，10人经包扎处理后被直升机接走，12人被救援队带回。5月16日，救援队进入回龙沟——这个峡谷随时有滑坡的危险，军队曾进去过1公里，因有人受伤而退出。最后成功救出8名幸存者。

和普通的救援队或志愿者相比，这些有专业户外运动经验的救援队的优势和特征是明显的：具备一定的山岳救援的技能技巧，是科学的也是量化的，有救援体系、救援流程、救援配置，有技术救援、搜救救援，有医生护士，有通讯保障队员，地质专家。地震大救援，在他们的经历中，这也是第一次，他们谁也无法想到，自己平时的业余爱好在灾难时刻成为了重要的力量。正是这支来自民间或半官方的救援队在冒着不断的余震、泥石流、塌方、疫情等危险，一次次成功出入常人难以想像的地带，让我们看到了一次民间救援的真正力量。

这同时也给了我们思考，这样的模式能否复制？哪怕让每一个普通民众随便掌握一点点避险逃生技巧，结局会是怎样呢？

民间救援如何成为常态？

大地震唤起了大多数人的一腔热血，他们中有越来越多志愿者自发组织前往重灾区进行抗灾救灾。然而良好的愿望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吗？同时，面对庞大的民间力量，如何组织和协调，对政府来说是一个考验。

在一腔热血和“灾区一日游”的实际效果面前，很多志愿者自己也在反思。大地震是地质构造的大整合，也同时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汶川大地震唤醒了国人的公民意识，是否也意味着新一轮社会整合的来临？

相比一些有国际背景的组织有条理的组织，我们的志愿者力量广泛，但却不集中。在灾难是常态的中国，为何一直没有形成一个有序且有效的防范和救援体系？这次民间力量的大爆发又意味着什么？如何引导与规范这股潮流？无论是专业的救援队还是民间的志愿者，都应该思考。

为什么我们会对日本救援队为死难者默哀和为没救出生还者内疚的行为而感动？据了解，在地震常发的日本，地震救援显得比较有序，其中就有有很多非营利组织在协调和运作志愿者队伍。志愿者的后勤也有保障，钱和物质都有人捐赠，包括长期捐赠和应急捐赠，不会出现“山上他救别人，山下别人救他”的现象。1995年阪神大地震，日本参与救援的志愿者多达150多万，但却秩序井然，汇聚成一股巨大的能量。

不必为在救援中没亲自到一线而懊恼，仔细想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志愿者却绝对不是仅有热情就可以了的。比方，要发挥特长。比方，要经过训练。比方，要有系统的组织……

特长很简单，你会什么，灾区需要什么，对应起来了就可以了。这个门槛比较低。灾区需要劳动力，但是几百万的人都跑去捡砖头，搬物资，光运输和后勤补给都会让灾难更加沉重。

我想说的是训练，这个是所有志愿者都很摸不着头脑的事情。不仅是志愿者，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紧急避险逃生的训练。驴友因为自己的爱好，自发的学习和实践了很多野外生存技能，自发购置了许多装备，也没人给他们规定必须要训练。

那训练什么？怎么训练？在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体系里，我们很少接触到这样的训练，以至于地震当天，并非震中的成都就出现了一些惊慌的人从楼上跳下而丧生。地震没有夺去的生命，竟然被自己柔弱的心里素质给夺去了。

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是，灾难总是离我们那么遥远。

倒是重灾区安县一所学校的故事让我们感动，因为那位可敬的校长一直防患于未然，除了不断坚固并非想像中那么牢固的教学楼外，他自发的制定了一套紧急疏散预案，并且经常像紧急集合一样的折磨师生们进行演练。1分36秒，这是他们地震当天按紧急预案全部逃生所用的时间。2200多名学生和上百名老师无一伤亡，他们集中在平时划定的安全地带，平静的等待他们那位出差在外的校长。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

见多了媒体上所谓的各种预案，但很难见到预案是如何落实到我们都能阅读的文字，也很难体会这些预案是怎么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就像这所学校一样，那么简短的几行文字，校长近乎无情的要求，换回来的却是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的毫发未损！

救援的常态是防范，防范的常态是不需要救援。

引用王石的话说，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国家，捐款救灾是常态。他没提及救灾体制的常态。中国确实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在自然面前，我们无法用“胜利”两个字，只能是迂回和防范，如果事先不作为，就只能是疲于奔命、于事无补的救援。还是大禹做得好，疏比堵好。但是大禹的老家这次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大禹的那个民族在这次地震中支离破碎。

灾难是常态，但是我们的救援机制却只能现摸索，于是有媒体把这次众多民间志愿者的救援行为树立成一个样本，正因为这样的民间样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了一个民族甚至是人类在应对自然灾害时共有的态度。样本的作用，就是会复制出更多的样本，直至健全一个体系。只是这样的样本，会在我们这个“灾难是常态”的国度以什么样的姿态存在并发扬，光有态度是不够的，光有力量也是不够的，力量的整合与合理的分布是个难题。否则，样本可能一直都停留在样本。

没有人动员，没有人号召，陈光标率领由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救灾队伍，千里驰援四川灾区，几乎与部队同时到达；10位来自山东日照的农民组成的“山东莒县农民救灾志愿者”，开着一辆农用三轮车带着铁锨和100斤煎饼在第一时间到达重灾区；成都的出租车师傅在“5.12”当天星夜赶往都江堰，分文不取的运送伤员；通往重灾区的各条道路上，涌满了帖子“抗震救灾”的私家车；各个QQ群里不断跳动的是灾区的最新信息和物资需求；全国各地的献血站排满了长队，血库满得不能再满；还有各地的人们不断赶赴一线……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往四川，带着“做些什么”这个简单急迫的愿望。

他们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论职位，在这一刻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志愿者。在那些倒塌的房屋面前，我没时间哭，在那些神经已经麻木的受灾群众面前，我没时间哭，但在这些可爱的志愿者的故事里，突然被感动得哭了。

仅据官方信息：截至5月19日，通过共青团系统报名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达到106万。据粗略估算，成都市民约占10万。其余更多来自川外。除去各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组派的大量“成建制”志愿者团队和由学校组织的大学生约占40%，其余便是个人志愿者。而据我了解，没有通过官方组织，自发前往一线的志愿者更是大有人在。他们有的直接前往最危险的一线，有的分布在安置点、医院里，除了前期的废墟救援和运送物资外，后期主要承担着医务护理、群众服务和心理抚慰等工作。各种车友会、登山俱乐部更是一马当先，率先尝试着深入一些处于盲点孤岛的灾区，反馈需求信息，募集物资并组织运送，成为救援中最好的补充。

这是一次民间力量的集中爆发。数年来仅是高校沉默发酵的志愿者文化，在中国人传统中的守望相助和舶来的“义工”精神在人类共同面临的灾难中瞬间融汇在了一起，随着这次志愿救援行动，获得了一个集中释放的机会。

这是中国未曾出现过的民间大爱。他们出钱出力、献血流泪，戮力同心。这次灾难是我们十指连心的痛，痛的是每一个同胞，然后激发了久违了的人间温情。有人说，这场灾难，让中国的80后在一夜之间成熟起来。是的，这个浩浩荡荡的志愿者群体里，80后成为了绝对的中坚，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们找到理想的最高升华。

这也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意识的觉醒还不仅仅停留于在救灾过程表面，对于救灾物资与款项的监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有效地补充了政府监管不到的地方，填补了政府救助不力的死角，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灾难所带来的进一步危害，避免人为产生的负面作用。

（请勿转载或引用）

看到那么多的感人事迹，我习惯性的选择换台，比这更真实的事多了去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寻求真实。

以下这个新闻，我也相信有夸张的成分，但更相信于更多的事实。

安县桑枣中学。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右一个5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１６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地震发生后，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全部冲到操场，用时1分36秒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的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南方周末》编辑部

多难可以兴邦。但如果我们不能将过去灾难中的教训变成今天救灾中的经验，不能将今天灾难中的教训变成明天救灾中的经验，多一次灾难，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只会多一次痛苦。若想祸福相依的古老哲学，福佑我们这个灾难重重的国家，就须在伤口尚未愈合的当下，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检讨灾难中的得失，赢得下一次灾难降临时的主动。

我们必须承认，在人与自然不知伊于胡底的战争中，我们多数时候是弱小的一方，人定胜天迄今仍是一个不曾完全实现的梦想。征服灾难的漫漫征途中，改进人与自然博弈的技术细节，迫在眉睫。

行走地震灾区的日子里，我们反复感受到过去一次次灾难的教训之于抗震救灾的意义。孩子复课的朗朗书声有助于人心的安定，这主要借鉴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地震中无法使用的绵阳火车站，快速复制了一个堪以应急的室外候车区，这主要借鉴年初雪灾的教训。绵阳垃圾处理厂看管焚烧炉的工人，都知道如何避免医疗垃圾，则主要得益于SARS疫情过后的制度安排。

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见证者，都会承认本次大地震中国家救灾、民间救援的突出表现。同样，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正视只能事后诸葛的失误，哪怕这些失误相对于我们的成就微不足道，我们仍须在救灾之后细心检点。

灾难中的个人破产已在少数灾民身上成为现实，而我们的法律还不允许个人破产免债。核销灾民呆账的通知，只是一事一议的行政手段，且对那些民间借贷无能为力。我们期待个人破产法的酝酿，能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贫如洗身体残缺的灾民，卸下他们终生难还的债务。

灾难中，我们看到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措施，控制了混乱的局面，缩短了挽救生命的时间。它们在我们有限的观察中，是有效的，合乎情理的。我们渴望一部规范紧急状态下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法律，厘清灾难中可为与不可为、权力与权利的边界。

灾难面前，被遮蔽的人性之美，倾国倾城。扶老携幼的捐款，挽起袖管的献血，国旗为平民而降的震撼，蜡烛为逝者而燃的守夜，总理哽咽而下的泪水，师生相拥而亡的镜像，触及了人性最为柔软的一面，让我们在性善性恶的千年辩题中，找回关乎群体的自信，感受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向心力。

我们需要在当下，小心呵护灾难中展现的这些柔弱心灵的力量。呵护的方式，不单单是颂扬，更需要思量：我们个体的善良，怎样在群体性的救援中壮大善良的力量？

我们还需正面面对那些伤害心灵的细节，即便是那个放弃学生独自逃生还以自由主义为辩护理由的老师，那个在哀悼日摆POSE而激怒公众的明星，那个在“慈善门”中道歉的企业家，都给了我们反思心灵重建的机遇。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犹如必将留在风中的往事，即使还有不测之灾，这次灾难终将过去。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尚未风干的眼泪，注定要为奥运会、为新生活而流。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兴建一个新北川，却不可举国存留在悲情中不可自拔。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在往地震博物馆中放置我们的勇敢、善良、力量的同时，也将制度、人心、过去、现在、未来、经验、教训等等关键词串联而成的泣血篇章，一并装进去，待祭奠逝者的后来者，思考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古国，怎样才能在一次次灾难中野蛮体魄，健全精神。

多难何以兴邦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秋风

汶川大地震之后，“多难兴邦”一词流行起来。***总理近日再次返回灾区，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同学们说：“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随后，他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这个成语出自《春秋左传·昭公四年》：楚灵王以霸主自居，要晋侯前来与自己一同打猎，实际上是要其表示顺从。晋侯不愿前去，说，晋国地势险要，战马充足，而劲敌齐、楚国内多有篡弑之难。司马侯劝他前去，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他举了两个例子：齐桓公、晋文公都是在各自邦国经历内部政局混乱之后继位，而成为霸主的。

可见，原初意义上的“难”，指政局混乱。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在其殿试对策中就说：“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这里的难是指清廷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

不过，邦国陷入困境，就必然能够伴随着邦国之兴盛吗？上面引用的那位未来的状元公紧接着说：“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不谈邦国，在个人生命层面，古人也说过与“多难兴邦”类似的话，即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也想起很多遭受苦难的先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很多人都曾经被这两段话感动，在处于逆境之中时激励自己。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被关押、被放逐、遭受厄运，最终没有成为文王、孔子。

古人有很多伟大的智慧，但古人通常惜字如金。后人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得理解古人看待社会治理与人生的眼光、方式，最起码，应当理解其完整的语境。

比如，司马侯所引齐桓公、晋文公的例子，就能够相当准确地揭示“多难兴邦”的真正含义。这两位君主都因为国内政局混乱而经历了很多磨难。这些经历令两人少了一些权贵的傲慢，发现了一些忠心或有才能的助手，并对统治、治理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思考。在获得权位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从而建立了霸业。

这些故事说明，对于有为的治国者来说，从困境到邦国的强盛，其间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首先，篡弑之类的混乱改变了原有相对僵化的政治格局，使有为君主有可能进行某种制度创新。其次，处于困境、经历了这些变乱的君主，对变乱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再次，这些君主通过反思探求到解决混乱的正道。就像刘春霖所说，即便你进行了反思，如果“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那就走不出困境。最后，有为的君主基于这些反思，审慎地进行制度变革。总之，真正促成邦国强盛的不是混乱本身，而是君主及其辅佐大臣在经历患难之后所产生的明智的政治判断和坚强的变革意志。

与这种治国者的多难兴邦论不同，今人把“难”作宽泛解释，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据此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提出了另外一种多难兴邦论。人们看到，发生重大灾难之后，国民的同胞意识、仁善之心被激发出来，表现出人性最积极的一面。相对于正常状态下国民平庸、萎靡等令人失望的精神状态，这精神令人眼前一亮。人们普遍相信，这种精神可以让国民具有凝聚力，构成民族国家强盛的基础。

这些在特殊情势下所形成的国民团结、国家强盛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加倍珍惜。如何令这种珍贵的精神状态在特殊情势不再存在时，继续成为一种国民精神，恐怕恰当的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民众可以充分自治，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比较公正、廉洁，那人们在正常状态下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同胞情、爱国心。

当然，灾难中形成的令人振奋的国民精神，也为创造支持它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机会和精神基础。仁善之心会使人们更强烈地要求政府在救灾时公正、廉洁，同胞之心会使人们更强烈地要求打破官民之间的壁垒。民众会支持提供救灾、救济过程之公平性和效率的任何制度变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于建立法治、民主的治理秩序显然具有普遍意义。

青川县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白龙江下游，川、甘、陕三省结合部,位于东经104°36′----105°38′，北纬32°12′——32°56′，处于中西部交接地带。周围与陕西省宁强县、甘肃省文县、武都区，四川省江油市、平武县，广元市市中区、朝天区、剑阁县等八县（区）相邻，素有“鸡鸣三省”、“金三角”之称。

青川概况

一切以救灾为主

安静古老的小学没逃过这劫

被砸废的汽车，不知车主怎样？

废墟

战无不胜的***思想，人定胜天是个理想，实际证明，有些人总无视天的预告 一再酿成大灾

老师们的生活

老师们的住宿......

曾经狂热喜欢的登山活动不得不取消了，交通不便，山川破裂，那些可亲可爱的乡民可都安好？

正常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走路都会习惯性的看看路边的电线杆子是否在摇动。

习惯性了在城区搭帐篷，背包随时都打好的，不是为了去徒步旅游，只为随时冲到开阔地带求安全。

暗自庆幸没在大热的房产市场为自己找个固定的家，小区太密集了楼层高了都会引发一连串恐慌。

看着租住的房子一条条裂缝，暗自佩服自己居然还是睡得坦然，当真不是自己的不心疼，心里想的却是几个月之后赶紧搬离。

习惯了从此在卫生间储备食物和水，甚至连更多的休闲娱乐都逐渐在转移。

习惯了在家里时时倒立一个啤酒瓶或装满了水的杯子。

习惯了把值钱的东西能随身携带就随身携带，钥匙电话充电器不离身。

习惯了在公共场合都要找一个离门很近的地方，连吃饭都改变了过去慢吞吞的毛病。

习惯了有事没事给朋友家人打电话发短信报平安。

......

当一切都成为习惯，才发现习惯真的很好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