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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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对于1968年的认识可能仅限于从父母和长辈们口中听到的关于文革和老三届的片言只语，而对于当时世界上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以及关于他们的那场蔓延全球青年运动，毫无所知。

历史并不久远，才刚刚过去40年，很多目睹这一过程的人以及当事人都还健在。但我们了解历史的途径却少得可怜，以至于那些长长的人名和并未接触过的名词，都让我感到有些生硬。

很多年里，其实也并不是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约翰•列侬和披头士乐队、鲍勃•迪伦、金斯堡的诗、马丁•路德•金博士、嬉皮士、简•方达，甚至蓝色牛仔裤……单从这些符号来说，我们很难将他们联系到一起，更无法完整的还原1969。

1968  不安分的年轻人

当时的年轻人把1968年5月巴黎的胜利描绘成了解放的感觉。“从今以后，我们有节日可过，有创造奇迹的时间，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人们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雅典的民主。”……40年过去了，追求这样的普世价值依然是大多数人的梦想，上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左派领袖之一，现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呼吁结束伊拉克战争和推进全球性平等上的左派老头汤姆•海登，在40年后的总结多少有点自我解嘲的味道：越战结束，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黑人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还有人人都会哼哼两句《黄色潜水艇》，会引用两句金斯堡的诗。

当时的世界和社会令大多数青年感到不安，他们梦想推翻一个世界，再建立一个更理想的世界。于是，他们联手在美国的一个小镇奉献了一场伟大的伍德斯托克。但是自那以后这40年里，1968年的影响逐渐淡去，世界并未因为那场思潮和经济发展，给人的精神上带来多少安慰。1969，也仅仅活在一些摇滚乐队的心中。

但是，当年的种种不安，如今再次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出来。

近日看了一部美国的电影，中文译名叫《荒野生存》，说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在杜克大学以全A的成绩毕业的年轻人克里斯多弗，因为对整个社会感到不安，对家庭感到不安，毅然决然地放弃了一切，撕毁了毕业证和身份证，烧掉了身上所有的钱，驾车西去，最后弃车旅行，他改了名字：亚历山大•超级旅行家。荒野生存，海岛历险，科罗多拉大峡谷漂流，经过胡佛大坝进入墨西哥……他的目标是北方：阿拉斯加。他拒绝和现代社会融入，因为他觉着一切都不真实。最后，在阿拉斯加原始森林里神奇的公车上，他顽强的生活了100天，因食物短缺误食毒草而死。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克里斯多弗是一个特例，很多没有他那么决绝的年轻人心中充满着无数的疑问和迷茫。那么他们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现行社会能哪怕些微朝着他们改变一点点。而他们的信仰变得极其脆弱，不堪一击。

摇滚乐  渐渐逝去的符号

摇滚乐在上世纪6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年轻人发泄自己心中不满的最好途径。但是摇滚所倡导的价值似乎还不足以普世。中国人在搞懂什么是摇滚之后就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崔健是一个代表，但是不足以抵挡“超女”们的昙花一现。2008年，崔健“时代的晚上”火爆首体，但在成都，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2006年4月8日滚石乐队的上海演唱会，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世界摇滚乐领域里标志性乐队，第一次把真正的摇滚精神带入中国。作为上世纪60年代年轻人们的精神食粮，无论是滚石，还是披头士，都曾经代表着攻击和叛逆色彩。

1965年，滚石发表的第一首上榜歌曲《满足》，这首代表乐队的基本音乐风格的作品，在当时的西方社会取得了很大的反响，它引导了摇滚乐的创作演变为具有社会意义的一种文化表现形式。60年代末，滚石发行的几张专辑，《乞丐的宴会》、《魔鬼陛下的乞求》，以及后来的《让它流血》等，在那个躁动不安的年代，连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都走上了街，成为了街头战士。这些音乐也不可避免的成为当时年轻人的精神食粮，也成为了摇滚史上的经典杰作。滚石乐队也因此建立起了自己富有个性与时代感召力的形象。

很多人评论说滚石“是天生的坏小子，狂放不羁，处处透着锐利狡黠的气息，是后期‘嬉皮’运动中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代表，肆无忌惮地赞美性爱、毒品、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

这让我们想起同一时期的另一支乐队——披头士乐队。披头士(又译“甲壳虫”)乐队1958年诞生于英国利物浦。乐队主创约翰•列侬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是摇滚的“神”，甚至连滚石米克•贾格尔都离他很远。首张单曲《爱我吧》和《请令我愉快》，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披头士”也因此被正式介绍给了世界，之后全世界都听到了这样一个名词———“披头士狂热”。

除了摇滚本身，披头士乐队和他们的《黄色潜水艇》被广大青年推崇也在于约翰•列侬的政治倾向，这一点，也只是在10年后的1968年才开始清晰起来。那10年间，“披头士”似乎只歌唱爱情。

变化来自于1965年，从《橡胶灵魂》开始，“披头士”像一个成年人去思考问题了。同年7月，列侬因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我们现在比耶稣基督还受欢迎。”都知道记者的放大和曲解功能，这话被“出口”到美国媒体后，给“披头士”和列侬带来了灾难性打击。

1968年，列侬的政治立场的凸现。在《白色专辑》里收录了一首《革命》，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跟欧洲反越战、法国“五月风暴”、“布拉格之春”有很大关系。此外还有一首体现列侬理想主义的歌曲是《想象》，这似乎是任何一个革命者头脑里都会虚构出来的一种家园，一个乌托邦。

同一时期，摇滚乐时代最有影响的歌手和歌曲创作者还有鲍勃•迪伦。他是民歌界和激进分子的英雄。有人评价他是“真正赋予了摇滚乐以灵魂。”同时又和马丁•路德•金等一样，是上世纪60年代民权和反战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14岁时鲍勃•迪伦在戏院里看到了《Blackboard Jungle》中的摇滚狂热，发现了音乐的另一种功能——社会学效应。“摇流乐的歌词使人振奋，反映着青少年的个性、野心与叛逆。”

他决心成为一位“著名的民歌手”，开始就以民歌和乡村音乐成名，那是在民歌界的圣地纽约格林尼治村。他的民谣歌曲受到了知识分子的喜爱与支持，是年轻一代民谣歌手中最具潜力、呼声最高的艺人。作为心中音乐的社会功能，后来的迪伦开始发动民谣风暴，他创作了很多属于民歌复兴的主流之音。他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吸取了乡村音乐的因素和黑人音乐并加以创新，在上世纪60年代大受欢迎。

同时，鲍勃•迪伦也像后期的约翰•列侬一样，站在客观的立场来审视当时政治及社会事件，如不朽名曲《Blo-wing Changin》以及《在风中飘荡》、《大雨将至》，等抗议歌曲对当时青年人的心灵起了巨大的震撼作用，成为参加民权和反战运动的白人学生的圣歌，间接的促使了当时的年代美国青年的大觉醒。有人评论说：“在古巴导弹危机和核裁军运动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比听迪伦演唱《战争的主人》和《大雨将至》更令人振奋。”

结语:

金融危机下的2009，伍德斯托克40周年，往事并未重现，人们由对那场盛大聚会的期待转变成了各种方式的纪念，李安的《制造伍德斯托克》只是其中之一。

而2009年的中国，人们也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1969，也是中国青年磨难的开始，这一年，他们完全不知摇滚为何物，他们只能“上山下乡”。今天，这些当年战天斗地的青年早已变成了老人，但是，对于这场运动的纪念，远不比60年前的天安门更为值得叙述，于是，充斥荧屏和报纸的，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江山轮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