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风月

很久没看书了，也静不来心看书。昨天一个朋友过生日，当时没送礼物，但答应她一定要送一种独立的思想。这词有点夸大，思想是不能送的，最多送点方法。其实我决定送两本书，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有点宗教与禅的意境，一本是关于爱的，正好都处在感情不顺的时期，也许爱会让我们更清晰前方的路。

很多时候，我都会显得太自信，太自信的对面，或者是内心就是太不自信，因为我们需要靠表面的强势与自信来掩盖很多内心的苍白与虚弱。

老怀疑自己其实就是不自信的表面。

所以，在今年特殊的环境里，一个国家要靠多种外界的东西来欺骗国民说自己很自信，其实也是极度不自信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已经千疮百孔，只是还没到崩溃的边缘。人祸、天灾、虚假的强盛、各个领域的潜规则一一暴光，要想再欺骗自己与别人说，我们还自信，都知道潜台词是什么。尽管有时候非得打肿脸充胖子。

一个人也是如此，尽管生活的方式与态度都还算过得去，但真正内心的苍白与无助也只有自己才清楚。至少，在目前，我遇到了很多的迷茫，关于生活的，生命的，如果非要我说，我对我自己真的不自信。

也许，我们遇到了瓶颈，甚至没有缘由，没有征兆的，莫名其妙的。

所以自信与不自信，仅在一念之间。

我的朋友北京姑娘 小 牙 齿 在她的SMN（千万别给我纠正，我喜欢这么叫，就如CCAV一样）上，很认真的写下了一段关于“友谊和爱”的感悟。这丫原说大假来看我的，结果把“十一”的美好青春献给了各种民谣、摇滚演唱会和中国网球公开赛，没想到她也开始感叹人生了。

原话是这么写的：

我们少年的时候，总是意气风发，三五结伴，促膝长谈。那是在我们其乐融融的环境中构建的虚拟场景，属于物理学讲究的理想状态，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在微弱的友谊遇到挑战的时刻，只要有一方露出破绽，友谊的桥梁必然坍塌。

这可能也就是有人所说的朋友之间不能谈钱，不能合伙做生意的道理吧。

当阿米尔在看到哈桑被大一些的孩子欺负甚至猥亵的时候，他选择沉默和逃避；与此同时，哈桑却为了阿米尔的风筝坚定不移的和对手较量，坏孩子残忍的揭示阿米尔和哈桑之间的主仆关系，哈桑大声反驳说两个人是朋友。躲在角落里不敢出现的阿米尔听到这句话不但没有一点激励也没有丝毫感动，他如此的怯懦，于是悲剧发生。

这就是我们对友谊最大的误解，认为它是万能的。

主和仆、贵族和贱民、朋友和兄弟，历史和现实，人生和人性的复杂。

友谊和爱。
是在困难之中由弱变强还是在权衡利弊之中土崩瓦解？

谁敢真的站出来举起右手发誓，我从来没有辜负过任何一段纯粹的友谊，谁敢真的抬头挺胸说自己对朋友忠心不二。

我们总是太自信，对友谊误解，对自己的爱误解，对不可能的事信以为真。

......

想想也是，这个平时大大咧咧的京片儿居然也心思细腻的想起了人生，着实也警醒了我自己。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到这去看看 小 牙 齿 原文：我们总是太自信——读《追风筝的人》感言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白行简撰

　  夫性命者，人之本；嗜欲者，人之利。本存利资，莫甚乎衣食。〔衣食〕既足，莫远乎欢娱。〔欢娱〕至精，极乎夫妇之道，合乎男女之情。情所知，莫甚交接【原注：交接者，夫妇行阴阳之道】。其余官爵功名，实人情之衰也。夫造构已为
群伦之肇、造化之端。天地交接而覆载均，男女交接而阴阳顺，故仲尼称婚姻之大，诗人著《□螽斯》之篇。考本寻根，不离此也。遂想男女之志，形貌妍媸之类。缘情立仪，因象取意，隐伪变机，无不尽有。难字异名，并随音注...

作为80后的人，强烈的喜欢民谣，让自己毫无保留的沧桑，或许这很矫情，我不知道胡德夫是谁，无法描述陈建年的时代，但是齐豫、刘文正、蔡琴......这些名字让我对民谣有了全新的认识，那是一种记忆，对自己童年的一种记忆。也是一种回归，或许人性本应该是这样的。 台湾民谣在我的概念里，它不应该完全是“经典”的标签，经典是已经过去了的，但是真正的民谣它总会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敲痛你的内心，譬如——乡愁。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乡愁被淡化了很多，其原因是我们遇上了“全面西化”的年代.....凡是自己传统的东西，那都是土的，凡是人家的东西，那都是洋气的。在一个谁也不知道未来的路是什么样子的时代，我们遭遇了集体迷失，音乐迷失、传统迷失、文化迷失、信仰迷失、性别迷失、性取向迷失....... 一直认为最好的中华文化在台湾，在香港，在马来西亚，在纽约唐人街......我去过一次香港，正值农历春节前夕，在被大多数国人认为那纸醉金迷的地方，我却看到了国内难以看到的传统文化，他们把香港的年味装置得很浓郁，特别是很多在内陆被“废除”掉的。我想这跟乡愁有关，特别是与自己的根没有联系以后，那种孤立无缘、寄人篱下的感觉，才会让他们更加觉得，其实自己拥有的东西才真的自豪，民族的东西在这一刻才会被保护得更加完整，更加纯粹。 在一个“加速度”摒弃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的国度，我们看到了太多的迷失。 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内心感到了不安，所以，才会有人从精神上无比怀念那些原始、纯真的东西。我想，这就是台湾民谣存在并感染人的真正意义。 遥远的乡愁——台湾现代民歌三十年 作者:重返61号公路   作者简介：重返61号公路，亦名公路。自由职业者，名字来自鲍勃·迪伦的一首歌名。 早期受台湾文学、音乐的影响开始写作，1997年担任《音乐生活报》人物版编辑记者、专栏作者。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四样东西：书、音乐、烟以及爱情。人生不是公路，无法重返，惟以谦卑的姿势写字，使一切看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意义。 书评： 民歌，啊！民歌！ 苏来 选择在北京居住，母亲几次长叹，儿子离家真远啊！ 熟或不熟的非北京人则问：北京不是沙尘暴很多吗？ 我在努力解释的同时，明白了自己选择住北京有非理性的倾向。 唉！那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你就得爱全部一样。 或者你不爱全部，但只有你可以挑剔错处，一旦别人出声挑了错，你就会跳起来护上几句。 对台湾的心情也是一样。八千里路不止云和月，每次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来回，在飞机上看着飞越的海洋山川和大地，我不能不想起唐人的诗句：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 因为离家远，回头望的时候，才明白那千丝万缕的牵挂。 就像年少时的当风狂歌，青春的笑语和泪水若不是被歌留了下来，猛回头，便什么也记不住，什么也唤不回。 一瞬卅十，民歌从台湾出发，竟也走过了好几个世代。有时走在北京的街头，不期然听到蔡琴唱的《你的眼神》，忽然就回到了那段岁月。 展读公路的这本书，我才明白，自己虽是民歌中人，却仍有许多事是我从来都不知道的。若非公路，那些歌曲背后的点点滴滴可能就此深藏。我一边读着，一边不断地发出“啊！是这样啊！”“原来如此啊”的叹息。而那些在风中飘荡得快要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忽然又鲜明起来。 公路之爱上民歌，想必比爱任何人都要来得既深且狂吧！ 爱上了，就勇往直前，把什么都抛在脑后了。 以一个境外又局外的黑龙江女子，竟能成就格局企图这么大的一本书，不能不令人深深为之折服。 看这本书，重温一遍年轻，日渐干涸的心灵重新浇一次水，那些似乎永不磨灭的歌声响起，像是某种生命力顽强的种子，每浇一次水，就开出一些鲜艳的花来。 不管民歌廿、卅，还是四十，只要率真不改，歌声都在。 重聚的时刻，我们一一从沧桑之中活过来，岁月流淌如斯，只有曾经努力过的梦和理想还会在心底闪闪发光。 一生中也许还会去许多地方，生命的场景也许还会不断转换，你我的故事，有着各自的开端和结束，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会唱同样的歌。 我们有同样的温度，我们并不孤独。

2008年7月  推出  敬请关注

看到那么多的感人事迹，我习惯性的选择换台，比这更真实的事多了去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寻求真实。

以下这个新闻，我也相信有夸张的成分，但更相信于更多的事实。

安县桑枣中学。他，矮，胖胖的。

他所在的中学，是四川安县桑枣中学，是一所初级中学，在绵阳周边非常有名。学校因教学质量高，连续13年都是全县中考第一名，周围家长都拼命把孩子往里送。学生最多的班，有80多名学生，最前排的学生几乎坐在老师下巴前。

地震来临时，他正在绵阳办事。大地震动，他站不稳，只好与学校的总务长互相抱着。

手机打不通，电话断了，第一波震荡过去后，他立即驱车往地处重灾区的学校赶。

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

车开得飞快，路上他一句话也不说。他惦记着学校那栋没有通过验收的实验教学楼，心里最怕的是那栋楼出事。

上世纪80年代中，那栋楼建设时，学校没有找正规的建筑公司，断断续续地盖了两年多。到后来，没有人敢为这栋楼验收。

新的实验教学楼盖好了，老师和学生谁也不愿意搬进去，哪个都知道没有人敢验收的楼，建筑质量是什么样的成色。

当时，他还是普通教师，是学校为数不多的党员之一，别人不敢搬，他只好带头搬。

搬进新楼时，新楼的楼梯栏杆都是摇摇晃晃的。灯泡各式各样，参差不齐，教室本应雪白的墙上，只有底灰，什么都没有。

后来，他当领导了，下决心一定要修这栋楼。

1997年，他把与这栋新楼相连的一栋厕所楼拆除了。因为他发现，厕所楼的建筑质量很差，污水锈蚀了钢筋。他怕建筑质量不高的厕所楼牵连同样质量可疑的新楼，要求施工队重新在一楼的安全处搭建了厕所，这样，虽然高层教室上课的同学上厕所不太方便，但是，孩子们安全。

1998年，他发现新楼的楼板缝中填的不是水泥，而是水泥纸袋。他生气，找正规建筑公司，重新在板缝中老老实实地灌注了混凝土。

1999年，他又花钱，将已经不太新的楼原来华而不实、却又很沉重的砖栏杆拆掉，换上轻巧美观结实的钢管栏杆。接着，他又对这栋楼动了大手术，将整栋楼的22根承重柱子，按正规的要求，从37厘米直径的三七柱，重新灌水泥，加粗为50厘米以上的五零柱，他动手测量，每根柱子直径加粗了15厘米。

这栋实验教学楼，建筑时才花了17万元，光加固就花了40多万元。学校没有钱，他一点点向教育局要，领导支持，他修楼的钱就这样左一个5万元、右一个5万元的化缘而来。

教学楼时刻要用，他就与施工单位协调，利用寒暑假和周末，蚂蚁啃骨头般，一点点将这栋有１６个教室的楼修好。

对新建的楼，他的要求更是严。楼外立面贴的大理石面，只贴一下不行，他不放心，怕掉下来砸到学生，他让施工者每块大理石板都打四个孔，然后用四个金属钉挂在外墙上，再粘好。建筑外檐装修的术语讲，这叫“干挂”。

因此，即使是如前些天的大地震，教学楼的大理石面，没有一块掉下来。

他知道，教学楼不建结实，早晚会出事，出了事，没法向娃娃家长交代。

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不是没有见过出事的学校，有的学校墙没弄结实倒塌砸到学生，有的学校组织不好，造成学生踩踏事故。

他不能让这样的危险降临在自己学生的身上。于是，他从2005年开始，每学期要在全校组织一次紧急疏散的演习。

会事先告知学生，本周有演习，但娃娃们具体不知道是哪一天。等到特定的一天，课间操或者学生休息时，学校会突然用高音喇叭喊：全校紧急疏散！

每个班的疏散路线都是固定的，学校早已规划好。两个班疏散时合用一个楼梯，每班必须排成单行。每个班级疏散到操场上的位置也是固定的，每次各班级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不会错。

教室里面一般是9列8行，前4行从前门撤离，后4行从后门撤离，每列走哪条通道，娃娃们早已被事先教育好。孩子们事先还被告知的有，在2楼、3楼教室里的学生要跑得快些，以免堵塞逃生通道；在4楼、5楼的学生要跑得慢些，否则会在楼道中造成人流积压。

学校紧急疏散时，他让人记时，不比速度，只讲评各班级存在的问题。

刚搞紧急疏散时，学生当是娱乐，半大孩子除了觉得好玩外，还认为多此一举，有反对意见，但他坚持。后来，学生老师都习惯了，每次疏散都井然有序。

他对老师的站位都有要求。老师不是上完课甩手就走，而是在适当的时候要站在适当的位置，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是：下课后、课间操、午饭晚饭，放晚自习和紧急疏散时——都是教学楼中人流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适当的位置是：各层的楼梯拐弯处。

老师之所以被要求站在那里的原因是，拐弯处最容易摔，孩子如果在这里摔了，老师毕竟是成人，力气大些，可以一把把孩子从人流中抓住提起来，不至于让别人踩到娃娃。

每周二都是学校规定的安全教育时间，让老师专门讲交通安全和饮食卫生等。他管得严，集体开会时，他不允许学生拖着自己的椅子走，要求大家必须平端椅子———因为拖着的椅子会绊倒人，后面的学生看不到前面倒的人，还会往前涌，所有的踩踏都是这样出现的。

地震发生后，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全部冲到操场，用时1分36秒

那天地震，他不在。学生们正是按着平时学校要求、他们也练熟了的方式疏散的。地震波一来，老师喊：所有人趴在桌子下！学生们立即趴下去。

老师们把教室的前后门都打开了，怕地震扭曲了房门。

震波一过，学生们立即冲出了教室，老师站在楼梯上，喊：“快一点，慢一点！”老师们说，喊出的话自己事后想想，都觉得矛盾和可笑。但当时的心情，既怕学生跑得太慢，再遇到地震，又怕学生跑得太快，摔倒了———关键时候的摔倒，可不是玩的。

那天，连怀孕的老师都按照平时的学校要求行事。地震强烈得使挺着大肚子的女老师站不住，抓紧黑板跪在讲台上，但也没有先于学生逃走。唯一不合学校要求的是，几个男生护送着怀孕的老师同时下了楼。

由于平时的多次演习，地震发生后，全校师生，2200多名学生，上百名老师，从不同的教学楼和不同的教室中，全部冲到操场，以班级为组织站好，用时1分36秒。

学校所在的安县紧临着地震最为惨烈的北川，学校外的房子百分之百受损，90多位教师的房子都垮塌了，其中70多位老师，家里砸得什么都没有了。

他从绵阳疯了似的冲回来，冲进学校，看到的是这样的情景：8栋教学楼部分坍塌，全部成为危楼。他的学生，11岁到15岁的娃娃们，都挨得紧紧地站在操场上，老师们站在最外圈，四周是教学楼。

他最为担心的那栋他主持修理了多年的实验教学楼，没有塌，那座楼上的教室里，地震时坐着700多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老师们迎着他报告：学生没事，老师们都没事。

他后来说，那时，他浑身都软了。55岁的他，哭了。

通信恢复后，老师们接到家长的电话，会扯着大声骄傲地告诉家长：我们学校，学生无一伤亡，老师无一伤亡———说话时眼中噙着泪。

他的老师们收入都不高，教师平均月收入1126.78元。学校的墙上写着：“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那时，在大震时分布四处的学生家长们的伤亡数尚在统计中，学校墙外的镇子上，也是房倒屋塌，求救声一片。但是一个镇里的农村初中，却在大震之后，把孩子们带到了家长面前，告诉家长，娃娃连汗毛也没有伤一根。

他叫叶志平，是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四川省优秀校长。

《南方周末》编辑部

多难可以兴邦。但如果我们不能将过去灾难中的教训变成今天救灾中的经验，不能将今天灾难中的教训变成明天救灾中的经验，多一次灾难，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只会多一次痛苦。若想祸福相依的古老哲学，福佑我们这个灾难重重的国家，就须在伤口尚未愈合的当下，以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检讨灾难中的得失，赢得下一次灾难降临时的主动。

我们必须承认，在人与自然不知伊于胡底的战争中，我们多数时候是弱小的一方，人定胜天迄今仍是一个不曾完全实现的梦想。征服灾难的漫漫征途中，改进人与自然博弈的技术细节，迫在眉睫。

行走地震灾区的日子里，我们反复感受到过去一次次灾难的教训之于抗震救灾的意义。孩子复课的朗朗书声有助于人心的安定，这主要借鉴唐山大地震的经验教训。地震中无法使用的绵阳火车站，快速复制了一个堪以应急的室外候车区，这主要借鉴年初雪灾的教训。绵阳垃圾处理厂看管焚烧炉的工人，都知道如何避免医疗垃圾，则主要得益于SARS疫情过后的制度安排。

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见证者，都会承认本次大地震中国家救灾、民间救援的突出表现。同样，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会正视只能事后诸葛的失误，哪怕这些失误相对于我们的成就微不足道，我们仍须在救灾之后细心检点。

灾难中的个人破产已在少数灾民身上成为现实，而我们的法律还不允许个人破产免债。核销灾民呆账的通知，只是一事一议的行政手段，且对那些民间借贷无能为力。我们期待个人破产法的酝酿，能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贫如洗身体残缺的灾民，卸下他们终生难还的债务。

灾难中，我们看到紧急状态下的紧急措施，控制了混乱的局面，缩短了挽救生命的时间。它们在我们有限的观察中，是有效的，合乎情理的。我们渴望一部规范紧急状态下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法律，厘清灾难中可为与不可为、权力与权利的边界。

灾难面前，被遮蔽的人性之美，倾国倾城。扶老携幼的捐款，挽起袖管的献血，国旗为平民而降的震撼，蜡烛为逝者而燃的守夜，总理哽咽而下的泪水，师生相拥而亡的镜像，触及了人性最为柔软的一面，让我们在性善性恶的千年辩题中，找回关乎群体的自信，感受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向心力。

我们需要在当下，小心呵护灾难中展现的这些柔弱心灵的力量。呵护的方式，不单单是颂扬，更需要思量：我们个体的善良，怎样在群体性的救援中壮大善良的力量？

我们还需正面面对那些伤害心灵的细节，即便是那个放弃学生独自逃生还以自由主义为辩护理由的老师，那个在哀悼日摆POSE而激怒公众的明星，那个在“慈善门”中道歉的企业家，都给了我们反思心灵重建的机遇。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犹如必将留在风中的往事，即使还有不测之灾，这次灾难终将过去。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尚未风干的眼泪，注定要为奥运会、为新生活而流。我们可以举全国之力，兴建一个新北川，却不可举国存留在悲情中不可自拔。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在往地震博物馆中放置我们的勇敢、善良、力量的同时，也将制度、人心、过去、现在、未来、经验、教训等等关键词串联而成的泣血篇章，一并装进去，待祭奠逝者的后来者，思考我们这个其命维新的古国，怎样才能在一次次灾难中野蛮体魄，健全精神。

多难何以兴邦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秋风

汶川大地震之后，“多难兴邦”一词流行起来。***总理近日再次返回灾区，在北川中学安置点对同学们说：“要昂起不屈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为了明天，充满希望地向前迈进！”随后，他在黑板上写下“多难兴邦”四个字。

这个成语出自《春秋左传·昭公四年》：楚灵王以霸主自居，要晋侯前来与自己一同打猎，实际上是要其表示顺从。晋侯不愿前去，说，晋国地势险要，战马充足，而劲敌齐、楚国内多有篡弑之难。司马侯劝他前去，说：“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他举了两个例子：齐桓公、晋文公都是在各自邦国经历内部政局混乱之后继位，而成为霸主的。

可见，原初意义上的“难”，指政局混乱。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在其殿试对策中就说：“夫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这里的难是指清廷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

不过，邦国陷入困境，就必然能够伴随着邦国之兴盛吗？上面引用的那位未来的状元公紧接着说：“惟皇帝陛下践阼以来，勤求治道，惟日孜孜者三十年矣，然而治效未彰、外患日亟，意者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欤？”

不谈邦国，在个人生命层面，古人也说过与“多难兴邦”类似的话，即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行拂乱其所为。”司马迁遭受腐刑之后，也想起很多遭受苦难的先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很多人都曾经被这两段话感动，在处于逆境之中时激励自己。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被关押、被放逐、遭受厄运，最终没有成为文王、孔子。

古人有很多伟大的智慧，但古人通常惜字如金。后人要准确理解其含义，得理解古人看待社会治理与人生的眼光、方式，最起码，应当理解其完整的语境。

比如，司马侯所引齐桓公、晋文公的例子，就能够相当准确地揭示“多难兴邦”的真正含义。这两位君主都因为国内政局混乱而经历了很多磨难。这些经历令两人少了一些权贵的傲慢，发现了一些忠心或有才能的助手，并对统治、治理进行了较为认真的思考。在获得权位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进行制度变革，从而建立了霸业。

这些故事说明，对于有为的治国者来说，从困境到邦国的强盛，其间需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首先，篡弑之类的混乱改变了原有相对僵化的政治格局，使有为君主有可能进行某种制度创新。其次，处于困境、经历了这些变乱的君主，对变乱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再次，这些君主通过反思探求到解决混乱的正道。就像刘春霖所说，即便你进行了反思，如果“因时制宜之道或有未尽”，那就走不出困境。最后，有为的君主基于这些反思，审慎地进行制度变革。总之，真正促成邦国强盛的不是混乱本身，而是君主及其辅佐大臣在经历患难之后所产生的明智的政治判断和坚强的变革意志。

与这种治国者的多难兴邦论不同，今人把“难”作宽泛解释，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据此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提出了另外一种多难兴邦论。人们看到，发生重大灾难之后，国民的同胞意识、仁善之心被激发出来，表现出人性最积极的一面。相对于正常状态下国民平庸、萎靡等令人失望的精神状态，这精神令人眼前一亮。人们普遍相信，这种精神可以让国民具有凝聚力，构成民族国家强盛的基础。

这些在特殊情势下所形成的国民团结、国家强盛的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加倍珍惜。如何令这种珍贵的精神状态在特殊情势不再存在时，继续成为一种国民精神，恐怕恰当的制度安排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民众可以充分自治，公民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政府比较公正、廉洁，那人们在正常状态下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同胞情、爱国心。

当然，灾难中形成的令人振奋的国民精神，也为创造支持它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机会和精神基础。仁善之心会使人们更强烈地要求政府在救灾时公正、廉洁，同胞之心会使人们更强烈地要求打破官民之间的壁垒。民众会支持提供救灾、救济过程之公平性和效率的任何制度变革措施，而这些措施对于建立法治、民主的治理秩序显然具有普遍意义。

以下节选自嵇少丞（加拿大华裔地球物理学家，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地质学教授）先生的文章《

天府安在？关于四川将迈入地震高发带的讨论 》，不是推测，而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5.12汶川地震的震源位于龙门山脉内彭灌杂岩体之中，彭就是彭县的彭，灌就是灌县的灌，都江堰市以前叫灌县。当初在龙门山填地质图的工程师将这两个县名连在一起算是给这个杂岩体起了个名字，后来地学界人们就一直这么叫着。

 

彭灌杂岩体在地面上呈透镜形，北东——南西向上长约105公里，南东——北西方向上宽约30公里。所谓杂岩体就是由中酸性的岩浆岩和变质岩混在一起的复合体，具体地说主要有闪长岩、花岗岩、混合岩、片麻岩等。这些结晶岩石，形成于新元古代（距今约8.30-7.45亿年），主要组成矿物是石英和长石，岩石的剪切强度和摩擦强度都特别大，绝不轻易破裂和滑动，除非在外力作用下岩石内应力积累得非常高。一旦应力达到其破裂强度或摩擦强度，必然要瞬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形成大地震。由于岩石中内应力积累和弹性应变能积累都需要时间，在这样强度很大的岩体中发生地震的周期必然很长，上万年才可能有这么一次。但是，一旦地震发生就肯定是一场灾难性、毁灭性的大地震。

 

通过这次汶川大地震，龙门山断裂带西边的松潘—甘孜地块向东边的四川盆地狠狠地挺进了一大步，这一步在有的地方竟然迈了8-9米，例如在距震中向东北方向40-50公里远、深约10公里和170-190公里远、深约12公里两处。四川盆地这么多年来平安无大地震，一是因为它属于扬子地台的一部分，具冷的较坚固的上地幔和下地壳；二是因为受到了其西缘龙门山内彭灌杂岩体和康定杂岩体等“中流砥柱”的保护。5.12汶川8.0级大地震剪断了彭灌杂岩体，等于说搬掉了松潘—甘孜地块向东前进道路上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今后松潘——甘孜地块向东挤压的应力会进一步向四川盆地内部传递，很可能会活动四川盆地内部的隐伏断层，例如，雅安—大邑—彭县—剑阁断裂、新津—成都—德阳断裂和龙泉山断裂，形成6.0-7.0级地震的可能性很大。这些断层具逆冲推覆或右旋斜冲推覆性质，隐伏地下5-15公里深处，地表很少有形迹可循，与之相伴生的往往是一些非对称性的地层褶皱（即断层传播褶皱），故为隐伏断裂。原先由于龙门山中彭灌杂岩体对松潘—甘孜地块向东的挤压推进作顽强地抵抗， 成都周围的四川盆地内的隐伏断层的活动性受到压抑， 故四川盆地内部地震活动性不强。在今后一段较长时间（几百甚至几千年）内，彭灌杂岩体的抵抗力量消失了。四川盆地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地震屏障”。

 

四川盆地内上述三条隐伏断层断裂带附近人口稠密、工业发达、那怕一次6.5级的地震都会给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带来惨重的社会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希望从今以后，居安思危，具强烈的忧患意识，密切监测四川盆地内部上述断裂带的构造活动，同时提高建筑物的抗震标准，并严格把好建筑质量关。

 

博客连接

http://www.bullog.cn/blogs/dobstars/archives/142008.aspx

 

三、”创造一个上下结合的改革范例”

 

1、乞求”为民作主”，还是人民自己作主

 

后来当选为海淀区人大代表的胡平的”竞选宣言”中的一个观点，大概代表了竞选人的共同立场：”公民权利构成了实现民主的基础。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比牢牢地抓住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了”，”民主，不是为了选几个好人来照管我们的生活，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是说：给我权力，我将帮助你们做你们希望的事；我只是说：投我一票，我将力争更可靠的权力回到你们自己手中”。[46]

 

这是真正的现代民主观念，它明确地和中国传统的”为民作主”的观念划清了界限。而后者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都很有市场，人们常常将它视为”民主”。中国百余年来的民主运动如此曲折，应该说是和这种”误解”有很深关系。胡平在”论言论自由”这篇长文里，对这样的历史教训有深刻的总结。他指出，这是两个历史过程：首先是人民反抗专制统治（国民党）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代表”（***）身上，”代表”在人民的支持下获得了权力；然后，”代表”掌握了权力，也确实”为民作主”，做了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于是就得到了人民更进一步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很容易把这个政权应有的权力视为无限。他们既把这个政权看作是自己利益的代表，于是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反对这个政权就是反对人民，巩固这个政权就是巩固人民的权利”，”这样他们就赋予了这个政权以神或半神的性质”，”政权成了人民意志和人格承担者，而真正组成人民的那无数个个人却一个个都成了无足轻重的东西”，”政权成了人民，人民倒变得不一定是人民”，”究竟谁是’人民’，谁不算’人民”，必须由这个政权自己来划定，而它还是以别人是否拥护自己为标准”。――这种荒唐的历史结果，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胡平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的概括：”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像近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是欺骗”。因此，反对当代专制主义的当代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要警惕和揭露这样的欺骗，而最有力、有效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就自己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己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拒绝任何”为民作主”的”代表”。同时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是，如果争取民主的运动，不以争取”人民主权”即人民自己主导自己命运的权利为目标，而以夺取与维护权力为全部追求，那就必然走向反面，无法避免自身的异化：以新的专制代替旧的专制。

 

――在中国改革关键时刻的1980年，总结这样的历史教训以防历史的重演，其重要性与迫切性是不言而喻的。胡平和他的支持者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向中国的民间”立志改革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一场深刻的改革要得以进行，必须据有权力；但如果它要获得真正可靠的成功，却又必须获得独立的活动，使其在失去权力的时候仍旧能发展，至少也能保得住自己，以便重新积累力量再行创造权力。特别是在一个旧传统过分悠长、保守力量过分顽固的地方，改革力量倘不具有无须权力庇护而仍然能生存发展的独立自主力量，几乎注定要失败的。因此，立志改革者当然要尽力维护那个将大规模改革付诸现实的权力，同时也一定要注意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可靠的根据地。应该在加强权力的有效职能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必须说：改革的成功的标志就在于，改革派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和发展”。[47]

这里所说的几个要点：中国的民间改革力量在参与改革时，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活动”，发展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力量”；在支持党内改革派行使改革权力的同时，”为防止权力的滥用而设以必要的限制”；最根本的，是要使自己能够”不托庇权力而存在与发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就构成了1980年校园竞选以及此前就已存在的”民主墙”和民间刊物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基本动因和追求。它能否实现，决定着中国改革的方向与命运。

2、争取人民权利

 

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必然是以”争取人民权利”为目标与旗帜的。而”人民权利”当然包含人权，思想言论自由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一切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

 

1980年北大校园的竞选人，由于他们的社会底层经验，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维护社会底层劳动者如工人、农民的利益和权利：这自然也和他们的社会主义理想有关。张炜在”我的社会改革观”里，就提醒北大学子，在思考中国改革时，首先要问：”工人、农民现在想得更多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快一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并要求有多一些自己能行使的政治权力，……他们的目标看来是十分浅近的，但与改革的大方向是完全一致的”。这显然是一个警示：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工农的浅近的目标结合起来，才能共同组成改革社会的巨大力量”；[48]如果改革不能满足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损害他们的利益，剥夺他们的权利，那改革就会变质。

 

杨百揆也发出了同样的警告：”竞选者呼吁’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毫无疑义，这抓住了人的民主权利的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不是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就是人身自由！”他提醒人们注意：”20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农村的宗法经济和’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口号更加剧了这一状况。”因此，他认为，通过经济改革，发展”统一市场”、”社会主义商品化”，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者的依附状态”，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才有根基：这是中国改革的关键。[49]

 

夏申在”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文里，首先提出要维护工人的权利：”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50]应该说，这四大权利是抓住了要害的。到了今天，其意义就看得更清楚了。

 

杨利川在其”主要观点介绍”里进一步提出：”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必然是以直接生产者的民主自治为主体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社会团体的民主自治与地区的民主自治，这些又通过逐步的自治联合，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民主管理”。[51]

 

这正显示了”自下而上的改革”的根本意义：它所要促进的是基层的民主。也就是说，改革，不仅要有自下而上的广泛参与，而且其核心是实现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利，这样才能为改革奠定坚实的民众基础。

 

1980年北大竞选人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权利诉求。房志远在被问及”你怎么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时，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它今天已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论断代表了竞选人的共识。这自然是有针对性的：因为1949年以后的中国根本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还说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对此，杨百揆如此分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把知识分子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19世纪工人在生产中显示出巨大的威力，知识分子的’建设’劳动刚开始发展”，”马克思、列宁把未来的社会设想得简单了，他们认为国家和经济由武装的工人群众和仅仅识字的人管理就可以了，没有看到现代社会政治和经济都是科学，没有高度的科学文化知识是不能管理国家的”。”过去科研成果总是在工农业中经多年积累而抽象出来，而现在可以在实验室里直接出成果，反过来推动工农业的发展，科技成了主导工农业发展方向的部门。随着它的独立，经济管理、文化部门也相应独立，最终是知识分子再生产部门教育界的的独立”， “知识分子作为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异军突起，他们正以新世界的缔造者的姿态投身于社会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